时代的艺术：人民币60年 说说你不知道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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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艺术：人民币60年 说说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华声论坛

抛开生硬的经济理论不谈，你拿在手上实实在在的人民币票子，其实亦是一种艺术品。而这艺术，又是时代的艺术。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反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反映民族大团结，反映工农联盟，这些主题都能在不同时期发行的人民币上找到。人民币背后还隐藏着众多你或许从未耳闻的故事。
追究起来，人民币是先于新中国政权诞生的。这一时间先后足以表明，发行统一的法定货币对于一个稳定政权的重要性。1948年12月1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脚步的推进，在石家庄中国人民银行的小灰楼前，人们好奇地端详着一种以“人民”二字命名的新型货币。
那时，他们或许已经感到了一个新时代席卷而来的气息。
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无疑是新中国货币史，甚至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是什么货币改革，也不少什么货币更换，它是新中国本位货币的诞生，是一个国家货币制度和货币体系的确立。建国初期，人民币亦是经济斗争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从利用缴获的设备印刷，到部分借助外援，再到自主研发印刷及防伪技术，人民币曲折的成长史浓缩了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
2009年3月，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伦敦G20峰会召开之际，提出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一说时，人们普遍猜测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征途中的关键一枪。伴随着中国金融体系之转型，唱多人民币者日众。
抛开生硬的经济理论不谈，你拿在手上实实在在的人民币票子，其实亦是一种艺术品。而这艺术，又是时代的艺术。昔日，人们拿着第三套人民币的十元券，稀罕地叫着“大团结”。现在，人们打开钱包，里面的红色百元钞整齐地码了一叠。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反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反映民族大团结，反映工农联盟，这些主题都能在不同时期发行的人民币上找到。
人民币背后还隐藏着众多你或许从未耳闻的故事。
人民币60年：你不知道的那些事
1948年12月1日，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国民党政府和地方银行以及日伪政权银行发行的五花八门的货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今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的三层小灰楼里，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面世了。第一批发行的人民币有50元水车矿车票券、20元运肥火车票券和10元灌田矿井票券三种。当年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布了这一消息，称新币的发行象征着全国胜利为期不远了。
那天，“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要新币的样子看”，五套人民币的故事也从那天开始了。
第一套人民币：定海神针
第一套人民币
鉴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第一套人民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其设计思想是以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典型实例作为选择图样的题材。票版的设计制作主要由解放区的印钞厂承担，由于原材料供应状况不同，造成钞劵质量参差不齐，也没有防伪水樱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存在，导致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都比较大（最大为50000元），使用时很不方便。另外，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使用中出现了票面破损严重的现象。
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所长张新知告诉记者，第一套人民币对印制和发行的基本要求就是服从于战争的需要。每解放一座城市、一个地区，都要用人民币收兑伪币和其他货币，因此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解放区的一些老印刷厂派出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携带小原版随军行动，解放哪里，就接管那里的印刷厂，老厂、新厂一起上。
由于条件有限，在离总行较远的地区，只能授权区行因地制宜，就地印刷发行，纸张、油墨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因此，第一套人民币的纸张有解放区造的桑皮纸，有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波纹水印纸，有从市场上采购的挪威道林纸，还有从敌人仓库里接收的美钞纸。油墨更是有什么用什么，并不十分讲究，以至于同一票券出现了多种颜色差异，同一面额往往有几种规格、颜色和图案各异的钞票。
第一套人民币60个票券中，有一张纸质最差，印刷最粗糙，而且票面上的行名、冠号、图章、面额位置等都与其他票券不同，这张1949年7月发行的票券因右侧的水牛图案较大且突出，因而被称作“水牛图”5元券。
“水牛图”5元券“先天不足”是有原因的。它是第一套中唯一一张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印刷厂印制的，光华印刷厂诞生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条件简陋。草板纸买不到，就用羊皮革代替；刷药纸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钞票纸缺乏，只好自制麻纸，但麻纸不平不光，还不吃水。“出身贫寒”的5元券因纸质太差，存世极少，如今却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组建一个设计班子成了最棘手的问题，筹备处多方搜寻，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庸两人，王益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背面图案和花符设计。按照国际惯例，毛主席的头像被设计在票面草图上，谁知送审后遭到了毛主席的否定。毛主席认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当时他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他的像。于是，王益久和沈乃庸又遵照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图景”的指示，重新设计了全套票版图案，主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场面。
第一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董必武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也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请董必武书写人民币上的汉字。董必武推辞说，我写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师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来写吧。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发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字。南汉宸筛选后，董必武刚劲挺拔的“柳体”就出现在了第一套人民币上。


第二套人民币：新中国风貌
第二套人民币
鉴于第一套人民币存在着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严重、面额过大等问题，给商品流通和计算带来很大不便，中国人民银行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版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主景图案内容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主题思想。
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共10种：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和5元共10种；1957年又发行10元人民币1种，同时发行1分、2分、5分三种硬币3种；1961年和1962年，又分别发行了黑色1元券和棕色5元券各1种。
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并进行货币改革的设想，在建国初期就提到了有关领导人的议事日程。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定于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的折合率为1:10000。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罗工柳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并参照英镑上的女王像、美元上的总统像和卢布上的列宁像，在有些票券上设计有毛泽东肖像。票券呈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核后，再次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
于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2角券毛泽东号火车上的毛主席像改成了五角星，1元券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和5元券人民游行图景中的毛主席像也都被去掉了。虽然是毛主席自己的意思，但“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设计者还是因此受到了迫害。
新币发行仅4个月后，群众反映红色1元券有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后经技术鉴定，确认原因是油墨的性能差，影响了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而当时江南地区的群众爱收藏新币，把钞票放入松、柏、杉的木箱子里，遇上潮湿的天气，就发生变色褪色现象。
而红色钞票的可变性最大，黑色则较稳定。所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决定改版1元券。对于改版后的颜色，有人认为中国人有尚红的习惯，红色群众容易接受，有人认为黑色利于钞票防伪，最后设计人员将红黑两种方案一同呈报李先念和陈云同志。陈云批示：“我认为黑色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看后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确定了下来，它与红色1元券除颜色和年号不同外，还接受了李先念的提议，取消了天安门上的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由于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整、精致，防伪效果突出，发行后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称赞这套人民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到1955年6月份，市场上的新币已经全部取代旧币流通，并且做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保证了银行信贷和金融业的正常运行。
第二套人民币曾短暂地使用过3元券，这是人民币发行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1至10这十个自然数中，3一般不作为币值使用。而发行3元券缘于一段敌我斗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蒋不断利用空降和经由港澳向中国境内散播假票，破坏我国经济，制造的假票几乎与真票完全近似，人民难以区别真伪，单靠银行不可能阻止假票的流行。
周总理在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的电报中说：“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但只发行1元券又嫌太小，故决定增发3元券，以资调剂。”
第二套人民币印刷过程中，由于当时国内印钞生产能力不足，又缺少高档专用印钞纸，因此，面额3元、5元、10元的人民币由国内设计绘样，委托前苏联代印，称为苏影三种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政府向苏方索回代印资料，并于1964年4、5月间，将苏影三种票”全部收回。
第三套人民币：自力更生
第三套人民币
在经历了国民经济三年极端困难时期之后，为了促进工农业发展和商品流通，方便群众使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4月20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共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种面额、13种版别，其中1角券别有4种（1种硬币），2角、5角、1元各有纸币、硬币2种。
第三套人民币票面设计图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在印制工艺上，传统手工和机器制造相结合，精雕细刻，油墨配色合理，花纹线条精细，色彩新颖明快，图案美观大方。
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券被世界钞票界公认为是一张杰出的作品，在国际钞票界的一次评比中，它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这张钞票的设计非常巧妙：炼钢工人生产时倾斜的姿势充满了力量之美，而且他手持的钢钎末端正好被票面面额覆盖，花团锦簇的“伍圆”二字好像熊熊的高炉，使炼钢工人的钢钎有所指，与炼钢工人倾斜的姿态也有照应，票面设计稳中有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真实，设计师候一民亲自下鞍钢、首钢体验生活，炼钢工人的工作服就是照着首钢发给他的炼钢服画的。他回忆说，创作炼钢工人这幅画时，脑子里就想起工人们脖子上的毛巾，他记得钢厂里巨大的鼓风机会把工人们搭在肩上的毛巾吹起来。这一神来之笔使画面真实而富有动感。
5元券背面的露天煤矿是侯一民参照抚顺和阜新的煤矿画的。1元券正面的拖拉机，候一民在天津一个国营农场照着实物画了整整两天。但侯一民没有发现，1元券上的拖拉机是捷克造的，5元券上露天煤矿上的大铲车是苏联货。“文化大革命”时，第三套人民币上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画让侯一民吃了不少苦头。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还得到了周总理十分详尽的指导。他建议把原5元券和2元券的背面图景相调换，将露天煤矿用在5元券背面，与炼钢工人相配套；石油矿井用在2元券背面，与车床工人相配套，这样更合理。他还要求把原1角券的“干部参加劳动”图景改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图景，“因为1角券学生们用得多，对他们可起教育作用。”另外，1元券稿样中的一处汉语拼音错误，也被细心的周总理发现并改正了过来。
第三套人民币在印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虽然建国后引进了一些国外印刷机，但印刷上还是不能解决多色接线问题，原计划从苏联引进的印刷设备，也因中苏关系紧张未能实现。
我国印钞界得知卢布的防伪是沙俄时代的印钞专家奥洛夫发明的，于是向苏联专家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我国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于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印钞专家自行研制印钞机，并终于在1958年陆续改造和研制成功。这不仅解决了人民币印制的主要技术难关，而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结束了我国货币生产依赖外国的历史。


第四套人民币：命运多舛
第四套人民币
第四套人民币的出现颇为曲折，从1967年第一次提出设计构想到1987年最终发行，前后经历了20年时间，是我国筹划设计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1987年4月27日至1997年4月1日止，第四套人民币共发行9种面额，14种票券，其中1角、5角、1元有纸币、硬币2种，1角、2角、5角、5元、10元只有1980年版一种，2元、50元、100元有1980版、1990版2种，1元有1980版、1990版、1996版3种。
为适应反假人民币的需要，1992年8月，又发行了改版后的1990年版50、100元券，增加了安全线与无色荧光油墨印刷等新技术。
“文革”开始后，“极左”思潮盛行。196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部分群众对人民币1元券天安门上没有毛主席像、红旗和标语提出尖锐批评的情况，提出了新版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并在1968年7月向国务院报送，新版人民币设计方案初稿以“三个突出”（突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两个反映”（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题思想，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1969年4月8日，人民银行总行第二次向国务院上报新版人民币设计稿，票券画面主要反映“极左”内容，未获批准；1975年11月18日，财政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并）第三次向国务院上报设计印制新版人民币的报告，设计方案的图稿主要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李先念批示：“放一放再说。”1976年5月10日再次请示，李先念批示：“暂时不办。”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重新设计第四套人民币。参与了前三套人民币设计工作的罗工柳带领五人设计小组，确定了以56个民族人物头像为票券图案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民币不是政治宣传画，不能图解一个时期的政策，应当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并突出民族性；另外，人物头像利于防伪，这也是世界各国钞票设计的普遍趋势。于是，设计小组决定，人口总数百万以上的民族上人民币，从10元券到1角券，每种票券上画两个民族人物头像，人口多少与票券面额大小相对应。
经过两年的跋山涉水，罗工柳等人完成了全套新币的设计方案。但这时，中央根据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需要，临时决定增设50和100元两种大面额票券。这下可难住了罗工柳，民族人物头像的设计已成体系，人口最多的汉族已经用在了10元券上，50和100元上还能用什么呢？
当时适逢新中国成立30周年，周令钊在电视中看到国庆游行队伍中的四辆彩车，彩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领袖的头像，他灵机一动，100元券何不放上四位领袖的头像？这一想法得到了罗工柳等人的一致赞同，经过认真考虑，最终确定了在50元券上设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头像，100元券上设计四位领袖的浮雕头像。1983年2月24日，人民银行总行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印制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的报告，同年3月3日，国务院核准印制，于是，毛主席和知识分子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币上。
第五套人民币：跨世纪货币
第五套人民币
第五套人民币是名符其实的跨世纪货币。
199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时，中国人民银行采劝一次公布，分次发行”的方式发行“第五套人民币”：
1999年10月1日，首先发行了100元纸币；2000年10月16日发行了20元纸币、1元和1角硬币；2001年9月1日，发行了50元、10元纸币；2002年11月18日，发行了5元纸币、5角硬币；2004年7月30日，发行了1元纸币。
第五套人民币继承了中国印制技术的传统经验，借鉴了国外钞票设计的先进技术，在防伪性能和适应货币处理现代化方面有了较大提高，各面额货币正面均采用毛泽东主席建国初期的头像，底衬采用了中国著名花卉图案，背面主景图案通过选用有代表性的寓有民族特色的图案，充分表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壮丽的山河，弘扬了中国伟大的民族文化。
为提高第五套人民币的印刷工艺和防伪技术水平，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8月31日发行了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纸币和不锈钢材质1角硬币，主图案与1999年保持一致，但变光数字、面额水印位置调整，背面面额数字加后缀“YUAN”等。
第五套人民币各面额票券的正面主图均采用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形象，这是人民币首次采用单独的毛泽东像。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所长张新知告诉记者，人民币图案采用伟人头像是有科学道理的，主要是货币防伪的需要。研究证实，人们一般对人物图像最为敏感，尤其是熟悉的人物。有人做过一组试验，将华山、黄山、泰山、衡山等图片混在一起，即使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分辨起来也很困难，而人们对于人物头像特别是非常熟悉的人物头像的变化最为敏感。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一些偏远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文盲，但人民币上的毛主席头像只要有细微的差别或异样，人们就能马上识别出来，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货币都采用伟人头像的原因。为了绘制出传神的毛主席头像，设计人员用了2个月的时间，画了十几幅素描稿，请美术学院的专家进行了指导，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还专门召开研讨会，听取老专家的意见。
人民币上的图案并非完全写实，有的借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用拼接的方法呈现现实中不会出现的场景。像5元券的背面图案泰山，就是把“五岳独尊”的石刻和泰山主峰放到一起，现实中其实看不到这样的景观。同样，1元券背面的三潭印月，摄影师所在角度只能拍到两座石塔。
为了制作50元券背面的布达拉宫图，上海印钞造币厂的两位高级美工来到拉萨，他们寻找很久，最终在一个水厂的厂房顶上找到“最佳角度”。经过拍照、素描和反复修改，最终设计出了人民币上的图案。

刘文西：浩瀚长卷追随领袖足迹两种截然不同的槌声，萦绕在国画大师刘文西的盛名之外。一是拍卖槌声：最近3年，刘文西连续入围胡润艺术榜，2010年更是以1.19亿元的年成交额跻身前十；二是腰鼓槌声：半个多世纪来，沸腾的陕北腰鼓不断激荡着刘文西的创作热情，黄土地是他一以贯之的艺术主题。2010年秋天，这两种声音汇在了一起——他1974年执笔完成的名作《幸福渠》被以天价拍出，该画以延安时期毛主席带领百姓修水利、促生产为主题，4592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了红色题材画作的纪录。

为第五套人民币创作的毛主席素描像

1997年4月2日刘文西完成为人民币画的毛泽东头像

“标准像”依据的是解放初期毛主席在一次政协会上的照片

刘文西创作的有关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作品多达数百幅。此类作品，无论是数量、艺术高度还是影响力，当代中国画坛无人能与他比肩。刘文西画领袖，凭的是发自肺腑的爱戴之情。作为一位领袖追随者，刘文西一次次进陕北，目前正在创作一部以陕北人为主题的百米长卷。
两种截然不同的槌声，萦绕在国画大师刘文西的盛名之外。一是拍卖槌声：最近3年，刘文西连续入围胡润艺术榜，2010年更是以1.19亿元的年成交额跻身前十；二是腰鼓槌声：半个多世纪来，沸腾的陕北腰鼓不断激荡着刘文西的创作热情，黄土地是他一以贯之的艺术主题。2010年秋天，这两种声音汇在了一起——他1974年执笔完成的名作《幸福渠》被以天价拍出，该画以延安时期毛主席带领百姓修水利、促生产为主题，4592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了红色题材画作的纪录。
事实上，刘文西流传最广的作品，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拥有，那就是第五套人民币票面的毛泽东素描像。那是1997年他应中国人民银行之邀创作的。整体而言，刘文西有关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作品达数百幅，此类作品，无论是数量、艺术高度还是影响力，当代中国画坛无人能与他比肩。
不管他人如何，刘文西画领袖，凭的是发自肺腑的爱戴之情。他从不讳言毛泽东在他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么多年来，哪怕是十年文革迫使他放下心爱的画笔，他对主席的敬仰从未有丝毫改变。当年，在中学课堂，刘文西第一次读到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对他的人生和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也正因为此，刘文西用了50多年，追随着毛泽东的足迹，走遍陕北。在那里，刘文西自然而然地把对主席和对普通百姓的感情融为一体。他说自己最崇拜的是老百姓，特别是黄土地上的农民。在那里，他结交了几千个农民朋友，创作了几万张速写，积累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民形象宝库。基于此，他创作了一系列描画陕北人的经典作品，让黄土地成为中国人物画中极具分量的艺术图腾。
岁月流转，78岁的刘文西如今早已名满天下，中国美协副主席、西安美院院长的职务也已卸下。但在他身上，许多东西并未改变，甚至历久弥新。
如今，他永远以一身浅灰色的“过时服装”出现，头戴老式帽子，他说，这是毛主席的风格；陕北虽已去了80多次，刘文西仍嫌不够，而且似乎永远不够，即使腿脚不便，他仍坚持每年北上采风，在旁人搀扶下，登上黄土坡，一遍又一遍地用画笔记录那山、那水、那人；更关键的是，60年前那篇“延安讲话”的文章，刘文西珍藏至今，现在仍能成段背诵关键章节；几十年间，他一直用“延安讲话”的精神教导后人：“你要创作吗？到生活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们会告诉你怎样创作，告诉你路该怎么走。”
古稀之年的刘文西，正呕心沥血地创作一部以陕北人为主题的百米长卷。在他看来，黄土地上承载的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刘文西说：“我多次在黄河岸边写生，听母亲河的涛声吼声，看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们战胜困苦，创造美好未来。黄河塑造了华夏儿女的磅礴气魄，这样的精神，这样的魂魄，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
与刘文西相濡以沫50年的夫人陈光健曾说，大家都觉得刘文西为人民币绘制的毛泽东肖像非常好，但实际上，他的这幅画可以说是“画”了几十年。不仅是领袖像，从最初追随领袖精神和足迹开始，刘文西将毕生精力投入到黄土地，用他超绝的技艺为千万无名劳动者树立起一座丰碑。

首画主席像，他才16岁

刘文西第一次画毛主席，还是在老家浙江嵊县。1949年10月，县里为庆祝新中国诞生，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当时，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就是年仅16岁的嵊县中学学生刘文西画的。
能让刘文西为大会画领袖像，是因为他的天赋。1933年秋，刘文西出生在一个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山村。他从小爱画画，乡下没有颜料，他就将各色瓦片磨碎、把花朵捣烂，作为颜料。那时，他画山村美景，画牲畜和农民，还常省下零用钱买《水浒》《三国》临摹人像。同学和老师都称赞文西有天分。
父母为刘文西最初取名“闻樨”，意为他出生时能闻到桂花香；读书时，他嫌字难写，改为“文西”。后来他听老师说，外国有个大画家达文西（后来译作达芬奇）。对他个人而言，这个巧合也成为了一种别有意味的暗示。
1950年，刘文西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他有个舅舅在复旦教书，因为这层关系，他和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见面，并为陈先生画像。刘文西的天赋引起了陈望道的注意，经他推荐，17岁的刘文西进入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美术，班主任是后来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王琦。
“延安讲话”珍藏了60年
在育才，刘文西正式开始接受正规美术训练，更重要的是，王琦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堂课，为刘文西的艺术生涯和人生定下了方位。那堂课上发的讲义，刘文西一直保留到今天。他告诉记者：“啥都能丢，这部书不能丢。”
刘文西说，王先生讲得很生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虽然那时自己年纪小，但却很能理解主席的话。他惊讶于主席怎么能将文艺问题论述得如此透彻。他记住了讲话的核心要点，就是文艺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而作。
1953年，刘文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浙江美院。实际上，他当时最爱画油画，因为油画能通过不断修改，充分展现人物性格，而这方面却是国画的弱项。但当时学校鼓励素描好的学生学国画，于是，进入5年制国画系的刘文西，决心在中国人物画方面闯出一条路。
在学校里，刘文西努力学画，同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工作者第一位的任务。对画家而言，“熟悉人”的方式，就是持之以恒地观察并为他们造型。
在学校里，刘文西逼自己每天必须画6张速写，以练习把握人物形象的基本功。他说自己做事极有规律、立下规矩绝不违背。如果实在没东西画，回到宿舍，他就会画鞋子、桌子。这个习惯几乎伴随了他几十年。如今，78岁的他外出采风时，再累，一旦坐下，他一定会捧起速写本。2004年，刘文西在陕西集结一批优秀画家、正式创立“黄土画派”后，他为画派定下的宗旨，头两句就是“熟悉人”、“严造型”。

刘文西用了50多年，追随着毛泽东的足迹，走遍陕北

初到陕北，激情难挡
1957年，24岁的刘文西在毕业实习时选择了陕北。这几乎是一个具有领袖情结的学生的必然选择。他曾想过在毕业后响应主席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觉得，最艰苦的就是边疆；之前，必须去一次延安。
旅途是辛苦的。下了火车，再搭卡车。200多公里，卡车走走停停，修修弄弄，颠簸了整整两天。刘文西说，因为卡车是敞篷的，漫天风沙“浸染”2天后，他简直成了一个土人。
初到延安，距离毛主席离开延安刚好10年。刘文西说，10年，延安没有什么变化，城里只有新华书店和邮局是两层楼，其他都是平房，很简朴。3个月的实习期，刘文西背着包，在黄土地上不停地走，不停地画，留下了数百幅写生作品。一天，他在延河畔写生，只见一位牧羊老汉赶着一群羊从沟坎上走来，头巾、胡子、皮袄、腰带，让他一下子联想到前几天看到的毛主席在杨家岭与老百姓交谈的照片，创作的激情再也挡不祝
刘文西据此创作的著名画作“毛主席与牧羊人”，成为他的毕业作品，并轰动美院。时任副院长的国画大师潘天寿看后，欣然为该画题词——延安之晨。这幅画于1962年公开发表。据说，叶剑英元帅看到后，连声夸奖画得像，说“主席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为此，刘文西还另外画了一幅同样的作品，送给叶帅。
刘文西告诉记者，实际上，发表的“毛主席与牧羊人”和他的毕业习作有所区别。这幅画他实际上一直在改，改了差不多5年。比如，最初的画面上，毛泽东的手指着羊，后来他觉得，这么一来“主席似乎只是在关心羊的问题”；而最后发表的作品上，主席夹着烟，专注地听牧羊人的讲述，体现的是领袖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


与黄土地订下半生缘
1958年，刘文西从美院毕业，他没能如愿前往“最艰苦的西藏”。他被西安美院看中。来陕西的第一个冬天，刘文西就带上学生到延安深入生活，在那里过了年。从此，他揭开了与黄土地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迄今，他去陕北已经80多次。
刘文西有个深深的遗憾，就是从未面见过毛主席。他必须另找出路——不只是读主席著作，搜集主席照片，他曾揣着资料，琢磨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然后循原路徒步；天黑了，就找户农家休息。每到一地，他会仔细地打听曾与主席接触过的农家，与他们交谈。一次不够还有下次。那时的刘文西，甚至像一位记者。就这样，他后来基本上能说出哪个时间毛泽东穿什么服装；哪次为了什么毛泽东开怀大笑。领袖的音容几乎如同亲见。
刘文西对毛泽东的熟悉程度，是超乎想象的。1997年，他应邀为人民币画毛泽东像。他的原作是幅素描，印钞厂据此制版，不同版本都送来给他过目，他最满意的那块被用来印制100元纸币，而其他面值的都不是源于那块“完美版”。一般人当然看不出区别，但刘文西说，主席的眉眼就算只差一根线，睿智和气魄就大有不同。
“重走主席路”的确很苦，刘文西记得，老乡留给他的馒头有时竟是“黑”的——上面趴满了苍蝇。但刘文西说，在陕北，自己感觉像是回了老家。一次次进陕北，他渐渐将对毛泽东的崇拜，扩展为对所有陕北人的敬意。他们那种不畏艰难、勇于抗争的精神，让刘文西深受感染，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刘文西曾说，画陕北，几辈子也画不完。在陕北，刘文西根本记不清睡过多少炕头，结识了多少农民朋友。作为一位领袖追随者，刘文西后来说，他最崇拜的是老百姓。借用“山丹丹花开”的意思，他为自己的一儿一女取名刘丹和刘山红。
文革前，刘文西创作了大量有关主席和其他领袖人物的画作，曾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同时，他也画了一批刻画陕北人的优秀作品，其中作于1962年的《祖孙四代》被公认是水墨人物画的经典，是当时最具创新意识和时代感的作品之一。
浩劫年代，画家当羊倌
而立之年，正是一位画家精力旺盛的时候，但刘文西的艺术生涯却受到沉重打击。文革开始了，这位以画领袖像声名鹊起的年轻画家竟未能幸免。如今，回头翻看刘文西的作品年谱，不难发现，那十年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刘文西老家有几亩地，后来父亲被划为地主。因为出身问题，他在大学里递交入党申请，一直未能获批。文革中，他更是被定为“黑标兵”，关进牛棚。不仅艺术生涯中断，几千幅素描心血也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
那段时间，刘文西被禁止画画。他被派去农场放羊，这倒让他呼吸到了久违的自由空气。他很快成了高明的羊倌，扔几块石头就能管好180多只羊，羊群乖乖地吃草时，他就从随身小包里，从毛主席语录和干粮下面，掏出藏好的自制迷你画板和画笔。蓝天、白云、绿草，他享受着有限的快乐。
逆境中也有开明人。刘文西说，1974年，全国美展需要作品。当时陕西省文化局局长不计较身份，将刘文西调去，由他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幸福渠》。作品很快就登上多家期刊封面。刘文西告诉记者，《幸福渠》99%是他完成的，但他无缘署名，最终以“秦文美”（“陕西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缩写）的名义发表。
文革十年，尽管内心委屈、痛苦，但刘文西对陕北、对主席的感情没有变。只要从牛棚回家，刘文西就会偷偷整理之前的素描作品，构思新的创作。除了《幸福渠》，他还同时在构思另一幅更具历史价值的领袖作品。刘文西觉得，文革是“四人帮”颠倒了黑白，让中央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为此，他用三四年构思了《知心话》，在文革结束后迅速推出。画面上，毛主席并没有讲话，只是认真倾听着老农的话，专注得甚至连指间的烟灰都忘了掸去。
刘文西说，借这幅画，他想表达倾听群众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涵之一。因为这层特殊的含义，这幅作品被《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刘文西”这三个字也在消失10年后，再次亮相。
文革后的刘文西渐渐恢复了声望，并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代初，他在西安美院开始担任领导职务。但新烦恼也接踵而来，用他的话说，此后12年是“琐事缠身”，画画的时间少得很。